李商隐（约813―858），字义山，号玉�G生，又号樊南生。原籍怀州河内（河南省沁阳），从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（河南省荥阳）。他主要生活在晚唐文、武、宣三朝这个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没落时期。他曾不无自豪地宣称“我系本王孙”（《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》），而实际是“宗绪衰微，簪缨殆歇”（《祭处士房叔父文》），“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”（《祭裴氏妹文》），家境寒微，自少年时代起，就要“拥书贩春”，养家�b口。他曾悲叹道：“生人穷困，闻见所无。”（同上）可以说，李商隐为了摆脱可怕的穷困，重振家门，实现抱负，痛苦地奋斗了一生！
然而，时代没有给他腾达飞黄的机遇，没有赏赐他高官厚禄。他“厄塞当涂”，屈沉使府，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。”李商隐是一部悲剧！
“唐祚将沦”（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・李义山诗辑评》）的时代，坎坷不幸的人生，造就了一代诗人，使李商隐成为晚唐著名诗人。他的诗歌是中国诗歌百花苑中，一株馨香别具的奇葩。
李商隐是位思想较为复杂的古代作家之一。他的诗又写得“隐词诡寄”（张采田语），“深情绵邈”（刘熙载语），“寄托深而措辞婉”（叶燮语）。有时因为种种原因，在写诗时他还故意“埋没意绪”（冯浩语），“纤曲其旨，诞漫其词”（朱长孺语），因此诗意婉曲晦涩，索解良难！连诗人元好问读后都不免喟叹道：“望帝春心托杜鹃，佳人锦瑟怨华年。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。”（《论诗三十首》）对李商隐诗作之评价与解释，在他在世时，即己毁誉兼有，颇不一致，延至建国后，受“左”影响，分歧之大，令人望之怯步，几近吓然人矣！
但是，我还是喜欢李商隐，尤其喜吟乐咏他的诗作。那还是在读中学，记得1956年在哈尔滨道外的旧书摊上，翻到一本破旧的《
唐诗三百首》，把一学期的零用钱全掏出，把它买下，回到宿舍，首先被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迷住了。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那景那情那警策哲理，牢牢地刻印在心中。后来在长春市重庆路书店，买回《玉�G生诗集》和《樊南文集》，开始较深入地了解李商隐。
如果说研究李商隐，则是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时候。李殿奎先生是教研室研究李商隐多年的老学者，我们常在一起探讨李商隐和他的诗。在接受出版社之约，撰写本书时，他曾好心地替我为难地说：“义山太艰深晦涩。有些问题分歧太大，到今天也弄不清……”
这确实是难题。再加上李商隐一生屈沉幕府，没做过高官，史料极少，给完成本书撰写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。
马上考证，立即参与李商隐的大讨论，争论出个是是非非……这是不可能，亦没太大必要。于是决定在古今众多方家贤士宏论基础之上，以基本能正确反映李商隐生平事迹、思想性格为原则，不拘泥一家之言，择善而从，我们觉得这是上乘办法。具体操作如下：
1．李商隐恋情和爱情诗。我们不同意清人朱鹤龄诸家，把李商隐所有爱情诗都说成是“美人香草”的“忠愤”之情的寄托，以至于今人统称为“政治诗”。本书主要参考陈贻�{先生《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》（1979年6月《文史》第六期），苏雪林先生《李义士恋爱事迹考》（1927年北新书局）。
2．《锦瑟》诗。元好问、王渔洋诸人，早就发过“一篇《锦瑟》解人难”的感叹，历来分歧最为纷纭。自清代朱鹤龄、姚培谦、冯浩、朱彝尊、毕沅以及近代孟森等，都认为此诗是悼亡之作。这是最通行的解释。另一些人认为它寓有政治寄托，是诗人自伤生平之作。此说在当今最流行，代表可推岑仲勉、吴调公二先生。清人何焯把上面二说折衷，认为《锦瑟》既是悼亡诗，又是“自伤之词，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。”
我们以为何焯的见地，更接近诗人思想感情的实际。
宋人刘�在《中山诗话》中云：“李商隐有《锦瑟》诗，人莫晓其意，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。”本书以其说，设计并塑造歌妓锦瑟人物形象。
3．李商隐“党籍”问题。李商隐到底是牛党还是李党？亦是历来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。清人朱鹤龄肯定他是李党无疑。徐湛园认定他“始乎党牛之党”，“终于党牛之党”，当然是牛党。近人陈寅恪说他“本应始终属于牛党，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。”但他却出入牛、李两党之间，因而造成终生“凄凉身，固极可哀伤。”第三种，主要以今人如吴调公等先生为代表，认为他“无关乎牛、李党局。”既非牛党亦非李党。
以上三家，各执一理。平心而论，李商隐对待自己的“党籍”，内心万分痛苦，矛盾重重，是理论家们用一词一句概括不了的。本书拟客观地更接近传主思想性格实际以及当时晚唐现实，塑造党争中李商隐形象，能否达到愿望，尚请诸位品评。
4．李商隐生、卒年。至今仍没有定案，本书参阅清人冯浩《玉�G生诗集笺注》年谱，今人叶葱奇：《李商隐诗集疏注》年谱。还酌用张采田：《玉�G生年谱会笺》中的一些资料。
《李商隐全传》是文学传记，不是史传、评传，对于前辈和今人的研究成果，在行文中不便注明，仅在此深致谢忱。
李商隐怀有凌世之才。他的诗歌具有独创精神和鲜明艺术风格，与
李白、
李贺并称为唐诗“三李”；与杜牧并称为“小李杜”；与
温庭筠、段成式并称为“三才子”。冯浩誉之为晚唐诗坛“巨擘”。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是，长期以来，文学史上没有给他以应有的地位，就像他生活在晚唐那个时代，所遭受不公平对待一样。今天，是拨正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时候了！应当给李商隐公平正确的评价。希望《李商隐全传》的问世，能在这方面起点作用，我们就感到欣慰了。
匆匆成书，偏颇与讹误，恐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惠以纠谬，不胜感谢。
李庆皋 王桂芝
1995年7月5日